一代伟人邓小平在中原大地上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军事生涯,他曾回忆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当年曾经征战过的这块热土,邓小平给予了高度关注。梳理邓小平在河南的红色足迹,对于深刻了解党在河南的奋斗历程、理解邓小平的思想和性格特点有着重要意义。
一、依托太行,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邓小平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晋冀豫根据地,先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他和师长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依托,发展壮大根据地,建立了华北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1938年至1939年,他和刘伯承积极响应毛泽东从华北山地进入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向河南派出赵基梅、陈赓、杨得志等队伍深入敌后,开辟了大片新的根据地,使得豫北成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1940年12月,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师部到达河南涉县(今属河北省)赤岸村。在此后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他在这里指挥晋冀鲁豫地区的抗日战争。1944年,在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溃败的危急关头,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邓小平从太行等地派遣抗日游击支队挺进豫西,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沟通了陕北、华北与华中的联系,为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积极开展抗敌斗争的同时,邓小平还积极应对国民党反对派的反共磨擦,发起了磁武涉林(当时武安、涉县两县属河南省)战役,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在领导对敌、反顽斗争的同时,邓小平还高度重视根据地的建设。1943年10月,刘伯承赴延安学习后,邓小平军政兼任、勇挑重担,面临日军反复“扫荡”“蚕食”“清乡”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挑衅,领导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发展巩固了根据地,扭转了危局,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1945年3月,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加强冀鲁豫平原地区群众工作的指示,到达中共冀鲁豫中央分局机关驻地濮阳清丰县单拐村。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提议冀鲁豫分局专门召开一次关于群众工作的会议,以统一全区干部的思想认识。6月6日,在冀鲁豫分局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要“仍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务求减租减息的政策贯彻到底。”“必须注意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教育干部和群众领袖,防止脱离群众的倾向。”他还提出了处理地主、富农和中农利益问题的具体政策。邓小平的报告对加强冀鲁豫平原地区的群众运动和整个根据地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勇挑重担,千里跃进大别山
河南地处中原,东逼南京、南扼长江、西摄川陕,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贯穿境内,自古以来即有“得中原者得天下”战略地位,因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1946年6月,蒋介石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河南也成为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为了击退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猖狂进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发起出击陇海、滑县、豫皖边和豫北反击等战役,攻克了兰封、柘城等20多座县城,基本摧毁了国民党军豫北防御体系,为解放战争转向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一)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解放战争历史性大转折
1947年,蒋介石调整战略,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瞄准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展开所谓“双矛攻势”,毛泽东审时度势,适时下出“敌进我进、以攻对攻、两翼钳制、中央突破”这步妙棋,并将突破的落脚之地定在东临南京、西逼武汉的大别山区。
6月10日,邓小平、刘伯承在安阳石林村(今属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召开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指挥员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战略进攻的指示精神,并具体讨论和部署实施南下外线出击的各项工作。6月30日午夜,邓小平、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自豫北地区强渡黄河,如神兵天降一般粉碎了蒋介石号称足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刘邓大军直插鲁西南,连续作战28天,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整编师,九个半旅。8月7日,正当蒋介石指挥军队分路向鲁西南合击时,刘邓大军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兵分三路,实施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性大进军。在此后的20多天里,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部队冒着敌人炮火,连续急行军千余里,跨越了陇海铁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一道道天然障碍,冲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于8月27日胜利地进入了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任务。
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直接对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造成威胁,就像在敌人心脏上插了一把尖刀,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随后,为配合刘邓大军,陈粟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在中原地区形成“品”字形阵势,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成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二)站稳脚跟,构建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之前,毛泽东曾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作过三种估计: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周围坚持斗争,打游击;一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刘邓大军刚刚进入大别山,即遭遇到敌军围攻、水土不服、群众不信任、政权无法建立等种种难题。部队常常要四处觅粮,行军打仗找不到人带路,伤病员无法安置,别说立足生根,就连基本生存都成了问题。因此,部队中有不少人情绪低落,对在大别山作战顾虑重重,不愿意打硬仗、苦战。同时,还存在对群众不好,拿群众东西、破坏纪律的现象。如何立足大别山、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成为摆在刘伯承、邓小平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邓小平首先通过抓思想认识,提升部队对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战略意义的理解,提升部队信心。8月27日,部队到达大别山的当天,邓小平就为中原局起草了给所属各部队的电报,明确规定了进入大别山后的任务以及实现任务的办法和要求,并强调“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我们实现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同时,通过进一步严明军纪,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明确提出“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8月31日,在光山县北向店,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只要全体指战员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就一定能在大别山站住脚。他提出部队的具体任务之一是“熟悉风俗习惯,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9月上旬,邓小平在河南经扶县(今新县)宋家畈小姜湾村主持召开整顿纪律的紧急干部大会,对部队“约法三章”。9月27日,又在河南省光山县砖桥镇文氏祠堂召开王大湾会议,进一步解决增强部队斗志、克服右倾情绪、整饬纪律等重大问题。对于一些违纪问题,邓小平还主张进行严惩。“约法三章”公布不久,野战军警卫部队的一个副连长未经店主同意,拿走了店里的粉条、花布、火柴等东西,正好被执法小组撞见了。邓小平听取汇报后,当即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枪决了这个副连长。这件事在全军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同时,刘邓大军进到大别山后,也积极寻求刘名榜等领导的当地游击队的帮助,在更大范围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同心协力地担负起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
1947年8月31日,邓小平在光山县北向店召开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干部大会上讲话
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地区的进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很快增加到30多个旅,约20万人。刘邓大军以主力一部分坚持在大别山北麓就地展开,另一部分主力向皖西、鄂东地区展开。部队坚决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轮番重点进攻。12月,为了粉碎蒋介石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围剿”,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采取“避战”的方式进行分兵。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坚持在大别山内线,刘伯承率后方指挥所向外线展开,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互配合,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进攻。从9月到12月,刘邓大军同国民党军多次作战,先后建立了鄂豫、皖西、淮西、桐柏、江汉等解放区,不仅牢牢扎根大别山,而且实现了在中原大地上的战略性展开,为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三、逐鹿中原,巩固发展中原解放区
1948年初,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邓小平和刘伯承适时提出必须机动打歼灭战,认为在大别山打这样的歼灭战相当困难,豫西“有伏牛山、武当山之依托,有桐柏、江汉的前进阵地,水寨较少,没有大山,适于部队运动和作战”,是消灭敌人的好战场。在报告中央同意后,刘邓大军在中原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展开。
(一)挥师豫西,巩固发展中原解放区
1948年2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了解刘邓大军的战略意图后,指示邓小平率三个主力纵队转出大别山,北渡淮河,与刘伯承会师,统一指挥所属部队及陈谢兵团和华野陈唐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铁路之间寻求战机,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4月,刘邓大军进入豫西。 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同时改编中原野战军,邓小平任政委。邓小平率中原局机关移至豫西宝丰县赵营、北张庄等地。在豫西,邓小平同刘伯承一起指挥队伍同国民党军进行影响全国战争格局的军事大较量。
在半年多时间内,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中原解放军主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相结合的运动战,驰骋于叶县、宝丰、鲁山、舞阳、泌阳等地,不断给予国民党军歼灭性打击,在中原战场开创大规模歼敌的新局面,陆续取得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共歼敌正规军17万余人,地方武装10万余人,攻克了许多中心城市,粉碎了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建设了地域辽阔的中原解放区,奠定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重要基础,对于之后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意义。在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命令下,1948年10月22日,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在人民解放军24日解放开封后,邓小平等即率部奔赴淮海前线。12月30日,邓小平等到达商丘,指挥淮海决战的第三阶段战役。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俘虏杜聿明,宣告淮海战役胜利结束。3月24日,邓小平率总前委和野战军指挥机关从商丘南下六安,结束了他在河南的征战生涯,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新征程。
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二)积极探索,为党的政策决策转变做出重大贡献
在中原地区指挥作战的同时,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还领导了豫皖苏、鄂豫、皖西、江汉、桐柏和豫陕鄂、豫西七个解放区的斗争,对土地政策、财经、工商、民生、教育、文化等政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对解放区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赞扬。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后,各解放区开始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改运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急性病”。大别山根据地的一些干部进行土改的过程中,同样也犯了严重的“左”倾“急性病”。对于土改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于1948年1月向中央提出“在土改中应当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的政策”的建议。3月8日,邓小平又作《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了进入大别山后的工作经验,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大别山一些地区土改工作、工商政策等方面出现的各种过急的“左”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到达豫西后,经调查后认定在新区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都是不适宜的。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上面。6月6日,邓小平又为中原局主持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六六指示”近2万字,客观地、全面地总结了党在中原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过程,深刻分析和检讨了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根源和危害。邓小平从控制区、游击区和崭新区等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12条意见以调整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六六指示”,亲自进行了修改,并将指示下发各解放区。“六六指示”和中共中央1948年5月25日下发的《1948年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解放区土改政策的重大调整和转变。这一调整和转变,对于最大程度地团结各阶层人民,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建和巩固新解放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就包含着邓小平的贡献。
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在鲁山县福音堂主持召开了豫陕鄂前后委联席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报告提出“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邓小平的这一主张,不仅在当时对解放区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邓小平后来的经济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2008年4月22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文章,认为“邓小平鲁山报告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起点”。
1948年夏,邓小平与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人在一起。右起:邓小平、李达、李雪峰、张际春、刘伯承、陈毅
邓小平从中原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的一系列政策探索,不仅对新解放区土改、发展工商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创建和巩固新解放区的全盘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经济纲领和军事原则提供了参考,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正确实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我们党走向全面执政、加强社会政治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新中国成立后,关注、推动河南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曾多次到河南指导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关注着河南的发展。
(一)两次在郑州参加中央重要会议
1958年和1959年,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先后两次到郑州参加中央重要会议。在参加会议时,他明确提出了有关人民公社的一些带原则性和政策性质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共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2.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问题,分配问题,城市问题,个人、集体和全民的关系问题;3.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比如有关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民主人士问题、工人问题、干部待遇问题。参加会议期间,他还主持起草了《郑州会议纪要》,该《纪要》后经毛泽东主席修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在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第一步。可以说,邓小平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作出了努力。
(二)60年代在河南开展调查研究
1960年2月17日,邓小平在郑州国棉四厂参观无梭织布机的生产情况
为彻底了解、摸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解开症结,1960年2月17日至18日,邓小平在郑州先后视察了北郊人民公社、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国棉四厂及管城区红旗人民公社。在视察管城区红旗人民公社和北郊人民公社时,邓小平询问了公社的公共食堂问题,指出“社员到食堂吃饭要靠自愿,如果过一段时间人家认为我们办得不好,要允许人家退出”。他还强调说:“搞生产,做计划,要考虑群众的意见,要符合当地的实际。积累和分配问题要妥善解决,既要不断扩大再生产,又要安排好群众生活。”
1960年2月17日,邓小平在郑州老鸦陈公社参观公社食堂的炊具改革
1961年3月2日,邓小平先后在三门峡、洛阳考察,晚上在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他明确指出:“战胜困难的关键在于调动积极性,一个是干部的积极性,一个是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干部的处理宁肯不及,不要过,不要随便戴帽子。批判后,重要的问题是鼓气,不要灰溜溜的。要多种蔬菜,多养猪,搞好群众生活。”
1961年3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上兴建的第一座以防洪为主、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邓小平曾先后两次到三门峡工地视察。1961年3月2日,邓小平视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当听到水库负责人介绍说,我们已有自己的专家,没有因为苏联专家的撤走而影响工作后,他高兴得点头。在询问蓄水后的情况后,他又提示在场的人员要认识改造黄河的艰难性、复杂性。1964年4月17日,邓小平再次亲赴三门峡视察。回京后指示水电部要加快三门峡工程改建的速度。在他的积极协调下,三门峡水利枢纽增建工程于1965年动工,1969年竣工。邓小平的视察帮助解决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施工中遇到的重大疑难问题,为加快施工进度、提高工程质量起到了推动作用。今天,经历了60余个春秋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仍在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三)改革开放后关注“中原标准”
改革开放初期,小康目标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实现,邓小平心里始终在思考。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视察“二汽”后,乘坐专列来到河南视察。途中,邓小平对专程赶来迎接的河南省委负责人说:“你们河南地处中原,你们算账的数字是‘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7月23日,在听取河南省委工作汇报后,邓小平作出重要指示:农村要发展,要注意两点,一是政策要正确,群众赞成联产责任制,政策威力大,有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科学种田,要抓种子,搞好种子公司,繁育良种。
对于提拔青年干部问题,他说,这次出来看看,多的是人才。提拔青年干部,光靠推荐不行,要下去发现人才。现在取消干部终身制是个大问题,比如,当第一书记是终身制,谁还敢提意见······这个制度不解决,就要推向反面。制度往往把人推向反面。干部要考核,两年一考核,不称职就下来。厂长的工资待遇要提高。教授不一定比校长地位低。邓小平的这些指示,对河南的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
回顾历史,仿佛昨日,在中原这块大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处处都留有邓小平的红色足迹。如今伟人已逝,但精神永存,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经成为激励河南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来源:《百年潮》(20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