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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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资料的作用和定位

来源:中国方志网时间:2023-04-10分享:

  一 方志资料的作用

  (一)资料性是方志的基本特征

  胡乔木指出:“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1]历史学家周谷城也认为:“志之重要,在于资料。”[2]《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界定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书既然是“资料性文献”,方志资料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地方志的特征甚多,包括地方性(区域性)、时代性(现代性、详今性、历史性、阶段性、阶级性等)、广泛性(连续性、继承性、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体系性、专业性、社会性、整体性等)、科学性(可靠性、真实性、史鉴性、思想性、权威性、规律性、著述性、纪实性等)、资料性(实用性、多用性、客观性等)。但基本特征没有几种,资料性就属于基本特征之一。

  (二)搜集资料是方志编纂的基础

  编纂志书,框架设计是重要的。篇目制订之后,首要任务就是搜集资料。一部地方志书的编纂,一般都要经过筹备发动、设计篇目、搜集资料、编写长编、撰写志稿、总纂合龙、评议修改、审定出版等程序。搜集资料是修志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资料是志书的基础,是修志的先决条件。方志学家黎锦熙在谈到志书编写时曾说:“修志首务,在使材料充实”,“凡欲纂著一书,必先搜集材料,剧而秉笔,妙手空空,一筹莫展,操瓢之士,谅皆有此经验矣。”[3]但搜集资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章学诚曾经说过修志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广征藏书难,调剂众议难,预杜是非难。[4]这五难中的二、三两难都属于资料搜集方面的困难。首轮修志,搜集资料也有几难,如难在历史久远,难在面广量大,难在收藏分散,难在残缺不全,难在追根究底,难在创编始编。第二轮方志资料的搜集可能要比首轮容易一点,因为事情发生的时间比较近,当事人一般还健在,档案保存得比较完整,各地都编有年鉴。但是,二轮修志搜集资料也有艰难之处,除了面广量大等一般困难外,最大的困难是实行市场经济后,原来由政府统一部署各行业进行修志的现象不复存在,一个部门基本管一个行业的格局已经被打破,许多资料必须自行查寻。

  从编纂地方志的实际来看,相当多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时间是用在了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之上。从修志的过程来说,搜集资料,看起来只是七八个编纂阶段之一,但实际却贯穿于修志全过程。因为在编写志稿、听取意见、评议审阅、反复修改甚至是出版付印阶段,仍不停地在进行资料的补充、审核等工作。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无法逾越,也不能马虎。有些修志人员急于求成,资料尚未真正见底,就动手去写志稿,甚至仓促出书,结果往往事倍功半,有的不得不重起炉灶。因此,“要修志,先搜资”,可以说是一条基本规律。

  (三)方志资料是发挥方志功用的保障

  地方志书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基本功能。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曾明确指出:“新方志应当系统地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以利于地方领导机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决策。新方志可以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便于查考的、实用的系统资料,有助于各行各业全体干部、职工提高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新方志可用以向各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实际上就是地方志的基本功能问题。而“存史”,则是“资治”、“教化”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存史”,也就不可能“资治”和“教化”。地方志的功用,是通过地方志中的资料来实现的。首轮新方志的编纂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大明山林区,1958年后几条发源于大明山的河流水量日渐稀少,干旱等自然灾害日趋增多。编纂《上林县志》时找到了有关的考察报告,弄明其根本原因是对森林乱砍滥伐、盲目开荒等所致。县志中遂设“大明山林区”专章加以记述。县里领导看到志稿以后,迅即查处乱砍滥伐事件,并组织护林队保护山林,采取飞机播种等方式造林10多万亩。地方志的资料,起到了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江苏省《武进县志》在编纂“党团志”、“人物志”时,查清了10多位同志的历史,有关部门根据这一情况一一为这些同志进行了平反昭雪。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董亦湘即是其中之一。董亦湘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代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列宁学院学习、任教时,突遭王明宗派集团诬陷、迫害,屈死于苏联狱中。县志办公室经一年多深入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中央有关部门根据这些资料,进行了调查和甄别,最终批准董为革命烈士,陈云同志还专门为董亦湘纪念碑题了词。

  (四)方志资料是方志质量的基本保证

  一部志书的优劣,是有一定质量标准的。而众多标准中,最基本的应该是资料标准。如果一部志书中的资料有出入甚至虚假,其他方面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是一部质量合格的志书。新方志要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如果资料不准确,资料标准不合格,就难以做到志书的思想性和科学性。所以,要想编出高质量的志书,必须从搜集高质量的资料着手。

  二 方志资料的定位

  方志资料的定位一定要准确。在方志资料的问题上,有两种错误倾向需要注意:一是对方志资料的存史价值重视不够,片面强调不能超过某个篇幅指标;二是把志书当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因此,必须有个恰当定位,方志资料既要翔实齐全,又要详略有度。

  (一)方志资料必须翔实齐全

  首轮修志曾经对各种志书的篇幅有过规定。实践的结果,有的照规定做了,有的则没有照规定做。一般来说,较早的一批志书篇幅较小,中后期出的志书篇幅较大,区别就在于方志资料的多寡。主张“方志贵精”者编出来或指导编出来的志书篇幅较小,主张“资料贵详”者编出来或指导编出来的志书篇幅较大。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要求,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的资料性文献,则方志资料必须翔实齐全。

  1.应该统合古今

  对于一般方志(没有“古”的内容的续志另当别论),它应该是条原则。首轮有些志书为求“简洁”,“古”的资料在志书中偏少。如有一部志书记渡口,只说“民国时期,全县有渡口45处”。但这些渡口叫什么名字?主要渡口是哪几个?哪几个是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写清楚。这不能叫“简洁”,而是简单化。

  2.注意较多地保存宏观性的资料

  方志资料是分层次的,其中应该有各个层次的资料。但志书往往注意搜集具体的资料而容易忽视宏观的资料,采用分志并列体的志书更容易出现此种情况。究其原因,层次较低的、具体的资料容易搜集,而层次较高的、完整的资料较难搜集。由于没有现成的资料,因此需要搜集者进行必要的归纳和汇总后才能得到。但对于一部志书来说,人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宏观资料,因为只有宏观资料才能代表一个地方的整体发展水平。

  3.应该有基本的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不能只有下限年一年的数据。首轮志书编纂,有的是简单地引用年鉴的相关数据,资料缺漏实在太多,一部高质量的志书不能没有齐全的基本统计数据。“基本统计数据”就是志书所记述的对象本身(不是下辖单位)的一些重要数据,比如面积、人口、耕地、国内生产总值(GDP)、三次产业的产值、工商各税、财政收支、基础设施、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等,这些重要资料都应齐全。

  4.重要的问题应该详记

  以首轮修志来说,一个地方地主剥削农民的情况应该是个重要的事情,有的志书写了几千字;有的志书却只写了100多字,内容就显得单薄。

  5.具有特色的人、事、物宜浓墨重彩

  为防止出现“千志一面”,志书编纂一般都强调多写有地方特色的事物。记乡镇,是县志的一大特色,有的县志用了数万文字的篇幅去记;有的县志却只写了三四千字(平均每个乡镇只有一二百字),这就没有突出作为“县”自身的特色。

  6.事情的来龙去脉应该理清楚

  如果记述不清楚,对于地方志来说是严重缺失。如有部志书这样写道:“本县烧制砖瓦历史悠久。建国初期,砖瓦业生产从个体转向合作社集体经营。”这就语焉不详,“历史悠久”到底久到何时?有些什么砖瓦厂?如果这些资料缺失,志书就等于没有“纵写历史”。

  (二)方志资料应该详略有度

  第二轮新方志的编纂,资料“丢三落四”的情况已经有了明显改观。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志书越编越详,篇幅越编越长;志书中的各种文献性附录越编越多,有的篇章甚至跟正文不相上下;记述部门工作如数家珍,越来越细,唯恐漏了、少了本单位的政绩;记了本级的事情还要记辖属单位甚至是最基层单位的事情,有的还要把与己无关的事情拿来记上。等等。如果这样去编,志书的部头肯定会越来越大,而且毫无实用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五彩缤纷,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地方志记述的内容应该与时俱进,这些内容势必要写入二轮志书。志书应该收录有用的资料,特别是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各种资料。

  第一,记述要有层次感,要明确自己的记述对象。章学诚指出,修一部志书,先要进行“辨体”。何为“辨体”?就是要搞清楚一部志书的记述对象,哪些是应该记的,哪些是不应该记的。比如,一个省的首脑机关在某个城市的某个区,作为这个区的志书,省级首脑机关的组成情况,书记、省长的介绍等,是用不着去记的,所以也不必去搜集资料。反过来,这个省的省志,也用不着对这个区的情况去作详细记载。如果省志去详记区的情况或区志去详记省的情况,都属于详略失度,志书的篇幅也必然大幅膨胀。第二,志书中附录性的资料要认真挑选,不宜过多。二轮修志中可以入志的资料很多,如重要的文献资料原件、各种调查报告、经济活动中签订的重要协议、有关的著作论文、各种各样的排行榜等。但收录得太多、太滥,志书就会变成文件汇编、论著汇编、调查报告汇集。因此,正确的态度,一是要有这样的资料,二是入志时要进行严格挑选。这种资料如果很丰富,可以另编资料汇编。第三,搜集资料要“按图索骥”。“图”,指的就是志书的篇目。第四,统计资料要有取舍。一些重要事情,统计资料必须有历年数据;一般事情,可以用有代表性的统计数据或下限年的数据。什么事情都用若干年数据,就会造成“不系统齐全”;而都用历年数据,则志书的篇幅必然失控。

  注释:

  [1]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载《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2]周谷城给《湖南地方志》的题词。

  [3]黎锦熙:《方志今议》。

  [4]参见(清)章学诚:《文史通议》。

  (编校:刘云锋 审核:张晶萍 排版:刘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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