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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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坐标——记原河南省浚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郑永立同志

来源: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时间:2006-09-18分享:

  编者按:原河南省浚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郑永立同志,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三次放弃晋升机会,钟情史志近20年,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付出了毕生心血。近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作出决定,号召全国地方志系统积极开展向郑永立同志学习活动。本刊为此特转载《中国地方志》关于郑永立同志先进事迹的文章《人生的坐标》,供大家学习。

  郑永立,原河南省浚县政协委员、浚县地方史志办主任、新编《浚县志》主编,18年如一日,为党和人民的修志事业,谱写了一曲奉献之歌。郑永立曾亲笔在自家大门上书写一幅匾额:“淡泊明志”。这既是他教育子女的格言,也是他为人处事的写照。采访中,人们谈起当年郑永立三次辞官的事儿,都说真是风范长存。

  郑永立是1983年1月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浚县的,当时他就是营级干部,因此被安排到县工商局担任办公室主任。应该说,这是个比较理想的工作。但他上班后还没来得及换上工商制装,就欣然同意被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借用,当了一名临时编辑。由于长期不在工商局工作,有些福利待遇被取消了,但他毫不在乎。亲戚朋友劝他说,机会难得,赶紧回局里上任吧!他却一笑置之,继续埋头于文字堆。又过了一段时间,局长找他谈话:“局里工作很忙,办公室主任很重要,长期空缺不行。你要再不回来,局里可要另做打算了。”几天后,郑永立找到局长,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索:人这一生,是干好一件事重要,还是当官儿重要?写好县志是一件利于当代、惠及后人的事,虽然艰苦、辛苦又清苦,但我矢志不渝,愿意放弃工商局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局长递给他一支烟,亲手给他点上,说:“永立呀,你将来可不要后悔!”郑永立深深地吸了口烟,说:“我不后悔!”就这样,他正式到县志办当了一名普通编辑。

  1984年5月,浚县各局委调整班子时,郑永立被任命为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浚县志》第一稿正在总纂阶段,郑永立分担着约60万字的编纂任务,如果他一走,县志工作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经他数次申请,组织上同意让他3个月之后再去上任。3个月过去了,郑永立仍一头扎在文字堆里不肯出来。领导找到他说:“计划生育工作很重要,班子不能缺人,你要决心不去,组织上将重新考虑。”他思索片刻,平静地说:“那就只好让组织上另请贤达了。”因他一直未去计生委上班,后被免去了副主任职务。

  1987年6月,经研究,组织上决定任命郑永立为文化局长兼党组书记。消息传到县志办时,郑永立正在南阳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他开完会赶回机关时,编辑人员纷纷涌进他的办公室,可谁也不说一句话,办公室的气氛沉闷。郑永立从县志办副主任手中接过任职通知,看后,往椅子上一坐,用平静而坚定的口吻说:“《浚县志》正在紧张总纂阶段,我这个主编不能走,不能让修志工作受损失。请大家各负其责,安心工作!”

  郑永立接二连三地辞官,在县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说他是个“怪人”,有人说他是个“傻子”,更多的人则说他是个真正干事业的“老黄牛”!对此,郑永立自己说得很朴实:“人不能为名利所诱惑,做事比做官更有意思。”后来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幅对联:“有官不做,八年冷门,为一本书,得一身病,何苦如此;无苦自寻,一生执着,搏三千日,熬二千夜,造福后人。”

  郑永立曾在日记中写过一段话:“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坐标。我的坐标十分明确,那就是专心做好《浚县志》的撰写与考证工作,争取把《浚县志》写成全面、翔实、准确的‘名志’。”

  1980年,浚县开始筹备修志工作,属于全省起步较早的县。1981年,又在全省率先成立了修志机构——地方史志办公室。郑永立虽然曾在部队从事过15年文秘工作,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但对编写地方志毕竟还是个门外汉。怎样才能保证把县志写出来,而且写成“名志”呢?郑永立的办法是:一边熟悉业务,一边加强学习。他的学习完全是靠自学,这对年近40的他来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郑永立收入并不高,爱人单位效益不好,又体弱多病,膝下还有一双儿女,家庭相当困难,但他每年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1/4购买业务书籍,订阅报刊。仅有关史志方面的专业性报刊便有10多种,如《中国地方志》、《河南史志》,更是每年必订,每期必读。

  郑永立外出开会或平时在家,有空儿总爱逛书店,见了有用的书,没钱借钱也要买。一次,听说县新华书店进了几套《汉语大辞典》,一套11本,定价300多元,他叫会计帮他去买。可他掏了半天口袋,只有给女儿买裙子剩下的40多元钱,叹了口气道:“这个月,又透支了。”会计知道他家境不宽裕,劝他说:“单位刚买了一套,你何必自己花钱再买?”他认真地说:“单位是单位的,同志们还要用呢。我自己买了,用着方便。”几年间,他自费购书多达2000余册,摆满了五个大书柜,且绝大多数与文史类有关。据他的女儿郑南回忆,郑永立常说:“这是知识的宝库,有学不完的东西。我要写书,就离不开书”。另外,他还先后参加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河南省委党校函授大学和北京社会函授大学三个校系的课程学习。

  上函大,读书读报刊,都需要时间。郑永立集主任、主编、编辑三职于一身,十分繁忙。要学习,就只有设法挤时间了。每天下班后,不管有多累,不管有多晚,他那间小书房里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郑永立的妻子李廷香说,他这个习惯是到了县志办之后养成的,并且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夏天,那间小屋潮湿闷热,蚊叮虫咬,冬天又冷得像冰窖。爱人担心他的身体,生了个小煤球炉放在他身边,可他一埋头书本便忘了一切,几次被烤焦了衣服、袜子,却浑然不觉。星期天,原本是上班族的休闲时间,可对郑永立来说,这正是他看书的大好时光。晚上,女儿常常央求他陪着去看电影,可直到临终前,他一次也没有满足过女儿的愿望。

  郑永立在家看书时,只要一坐下来,什么都抛到了脑后。有一次,妻子发高烧,卧病在床,他只好自己做晚饭。他打开火,熬上半锅稀饭之后,便又钻进小书房去了。过了好半天,妻子在床上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儿,急忙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到厨房一看,锅里的稀饭早已熬干,锅底也被烧得裂开了一道口子。一向温顺的妻子恼了,掂起锅扔到一边,含着眼泪回到里屋躺下了。郑永立到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感到十分内疚。因为,这已是被他烧坏的第三只锅了。

  多年如一日的学习积累,使郑永立逐渐成为一名文史知识广博、深谙方志工作的行家里手。十几年间,他撰写读书笔记40多本,摘录卡片数万张,发表方志论文10多篇。一名经济学教授看了《浚县志·经济篇》后评价道:“数据分析如出自行家之手,其科学性不亚于专业分析。”

  郑永立在部队时就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作风,而且干什么都率先垂范。担任主编后,他把最艰巨、最繁重的经济篇、政治篇等编纂任务留给自己,以减轻其他编辑的负担。他象一个拧足了发条的钟表,几乎是昼夜不停地转。每天,他都是很晚才从办公室回到家中。此时妻儿熟睡已久,饭温在厨房的锅灶上。他走进厨房,赶任务似地填饱肚子,尔后一头扎进小书房,开始了夜间的奋战。有些时候,为了避开干扰,白天他在家里写稿,总让爱人上班前把门锁上;晚上,怕有人到家里找,他就钻到机关办公室,常常笔耕到深夜甚至凌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县志办的同志齐心协力,加班加点地苦干。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口号:“宁掉十斤肉,不叫工作落了后!”短短6个月时间,便拿出了约130万字的《浚县志》第一稿,并荣获河南省地方志阶段成果一等奖。

  然而,更为繁重的任务还在后头。在县志进入全面修改补充的4年里,县志办的同志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加班加点工作。郑永立更是勤奋笔耕,废寝忘食。一次,妻子因加班提前做好了早饭,喊他几次他都不离书桌。妻子出门回来,见他仍趴着写东西,饭一口也没动,生气地说:“少写会儿吧!刚从医院出来,是不是还想进去?”他却像没听见,继续埋头写稿子。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陪伴郑永立写稿的,夏天是一台嗡嗡作响的电扇,冬天是一件破呢子大衣。同事们说:“郑主任写书是在拼命,通宵达旦是常事儿。”郑永立的妻子患多种疾病。妻子住院时,有时没有帮手,他干脆把业务资料带到医院,趴在妻子床边儿上工作。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郑永立的全力带动下,1991年,浚县文化建设史上最大的文字工程——165万字的《浚县志》终于出版发行,受到同行及社会各界的好评。1993年,《浚县志》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郑永立本人也先后获得“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县级拔尖人才”等光荣称号。

  1984年8月,浚县地方史志办由临时机构改定为常设机构,郑永立被任命为县志办主任。上任不久,他的外甥女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想乘县志办人员定编之机到他手下做打字员。姐姐找了他几次,都被他断然回绝:“她一不懂文史业务,二不会打字,来了能干什么!”有人说:“不会打字可以慢慢学嘛。”郑永立当时便来了气:“县志办不是培训班!不能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吃闲饭!”

  郑永立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然而,单位有事,他跑前跑后地忙,个人的事他却极少求人。妻子长年有病,想办个病退,他一直没让办,致使妻子于2000年1月下了岗;女儿中专毕业后待业,找个工作吧,又拿不出进厂费,没去成,至今仍在千里之外的广州打工。

  在编著《浚县志》的8年时间里,郑永立一家4口人一直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住室里,房子低矮、阴暗、潮湿,很是简陋。他家中别无长物,最显眼的就是那几个大书柜,连个沙发也没有。一台14英寸的“牡丹牌”电视机,已经看了十几年,显像管都换过两次了。女儿央求了几次想换台大点儿的,他总是说:“没钱买,以后再说吧。”

  郑永立在县志办工作了18年,经常穿的衣服只有两件:一件是从部队转业时带回来的旧式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另一件是他姐夫送给他的黑色呢子大衣,平时还舍不得穿,只有在外出参加会议或亲友聚会等场合才舍得穿上。脚上的人造革皮鞋倒是每年都换一双,因为他买的都是几元、十几元一双的“处理品”。有人劝他:“你买一套书舍得花几百元,就不能买一双像样的皮鞋?”郑永立诙谐地说:“便宜的鞋虽然不经穿,可我年年都穿新鞋呀!”

  早在1989年春节过后,郑永立便经常感到胸闷、腰酸、背沉,连毛衣都得妻子帮他脱。另外,夜间老是盗汗,体温时高时低。但他没有在意,依然每天坚持正常工作。妻子心疼地劝他不要这样拼命地干了,他回答:“我要对‘浚县’这两个字负责,书送出去不能丢人。”

  清晨女儿起床时,总会听到爸爸的咳嗽声,就央求道:“爸爸,你换个单位吧!再也不要天天熬夜辛苦了,再也不要坐那阴暗潮湿的办公室了……”郑永立却说:“党的工作,干什么都一样。要干出成绩,不付出代价是不行的。既然干上了,就要为地方志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同事们发现郑永立脸色不正常,多次提醒他到医院检查一下。郑永立却开玩笑地说:“轻伤不下火线嘛!”县志稿在他手中一篇接一篇地审改,他的病情却在一天一天地加重。后来,竟一连十几天高烧不退,痰中带血。在同志们的催促下,他才到卫辉市结核病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双肺空洞性肺结核,不得不住院治疗。送他的同志返浚时,他再三叮嘱:“别忘了让人把县志稿给我送来!”住院期间,他一直坚持边治疗边工作。每次打过针输罢液,他就靠在床头上,或者趴在被子上审改县志稿。

  郑永立两肺空洞面积较大,医生让他住院6个月,他只住了20天。病情稍有好转,他便要求出院,只带了一兜子药。回来后的第六天,出现了药物反应,浑身起了一层红疙瘩。紧接着高烧又开始了,一串串汗珠从他那蜡黄的脸上滚落下来,去看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妻子李廷香哽咽着说:“永立,还是回医院去吧!”郑永立摇摇头,往被子上一靠,两腿一支,继续改他的县志稿。

  后来,县领导看望他时,见他病成这样还在坚持工作,硬是派车把他送回卫辉医院继续治疗,并严厉要求他:“治不好,不准回来!”但在医院里,郑永立仍没有放弃工作,往往是一边输液一边审稿。

  志书像磁铁一样,牢牢吸住了郑永立的心。在医院仅住了一个多月,他又跑回了工作岗位。同志们不忍看他拖着病体上班的样子,都劝他回家休息。他笑着说:“县志不成书,我躺着心里也不安生。”

  《浚县志》出版后,妻子、亲友都劝郑永立:“这回可该换个单位了吧?!”他摇摇头。他计划利用几年来积累的历史资料,重整旗鼓,再续新篇。

  病魔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发起进攻,他却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从1992年开始,他抱病主编了30余万字的《大伾山志》,整理出了清代嘉庆、光绪年间的两套《浚县志》(约50万字),参与编纂了70万字的《鹤壁市大事记述》。在他的督促指导下,《浚县粮食志》、《浚县邮电志》等专业志书也相继出版。他还收集整理30余万字的文字资料,主持了对浚县历史名人端木子贡的研究,在对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挖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00年,郑永立的病情急剧恶化,数次昏迷,又数次被抢救过来。他的亲人、朋友、同事都清楚地记得,他每次被医生从病魔中侥幸夺回生命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志书资料给我,让我再看一遍……”

  2001年春节过后,郑永立负责起草《浚县第二届修志方案》刚开了个头,病魔再次逼迫他放下了手中的笔。2月1日,县志办的同志去家里看他,见他病情严重,极力劝他到卫辉市住院治疗。临行那天,郑永立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他是弓着腰勉强走出胡同上了汽车的。他对送行的同志认真地交待:“你们把材料准备好,等我回来咱们就开动员会,第二届修志工作争取走在全市前头。”

  郑永立住进医院的第二天,医生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上面写的是“肺癌后期,全身扩散。”

  3月6日,郑永立被转送到浚县人民医院,县里许多领导同志去看望他。他闭口不提自己的病情,开口就谈第二届修志工作的宏观构想和具体打算。3月8日,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县志办有两位同志一直守在他的病床前,听到他仍在断断续续地说:“一定把……第二届……修志工作……搞好。”

  3月11日,年仅56岁的郑永立溘然长逝。

  郑永立,你为利于今世、惠及后人的修志事业倒下了,倒下的只是你的躯体和手中的笔;不倒的却是你的人生境界、敬业态度、献身精神和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你追求理想,坚守信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永远不会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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