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对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推动工农群众运动，促进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新的局面。《风雨》周刊作为抗战时期河南知识分子自发创办的救亡刊物，正是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宣传党的理论主张，动员、组织民众武装保卫河南，成为河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载体。

　　一、在党的领导下创办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团结当时聚集在开封的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同年8月中共河南省工委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王阑西，联络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范文澜，河南新闻检查所副主任方天逸（何定华）、《河南民国日报》副总编辑冯新宇等著名人士，召开“河南文化界抗日救亡座谈会”。经到会人士商议，决定创办一个宣传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刊物，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最终，采纳嵇文甫教授的提议，取“八方风雨会中州”中的“风雨”二字作为刊物名称，并推举河南文化教育界的胡石青、肖一山、范文澜、嵇文甫，新闻界著名人士冯新宇、方天逸以及王阑西、姚雪垠等组成《风雨》周刊编辑委员会，由嵇文甫、王阑西、姚雪垠3人担任主编。其中王阑西、方天逸是中共党员，范文斓、嵇文甫是进步教授。

　　虽然当时河南“宣传抗战的刊物已有七、八种之多，而且各自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这些刊物，不仅发挥了宣传者的作用，而且发生了组织者的效能”，“然而，各种刊物还没有发挥独自的个性，没有计划的分工，没有通俗化，大众化”，不能担负起引导民众参与抗日救亡的重任。1937年9月10日《风雨》周刊在开封面世后，成为内地最早的几个群众抗日救亡进步刊物之一，其宗旨在于救亡：“多阅读一册《风雨》，多得一点救亡知识。多介绍一册《风雨》，多尽一份救亡力量。”“行动是救亡的实践，理论是行动的指标，而《风雨》是理论源泉。”

　　二、抗日救亡的坚强喉舌

　　以救亡为宗旨的《风雨》周刊，最初的定位是文化刊物，读者以知识分子为主。所以刊物内容丰富多样，涉及国际时事、国共政策、文学、戏剧、教育等多个方面。文章体例有短评、社论、报告文学、战地速写、战地通讯、小说、诗歌、木刻、音乐作品等多种形式。

　　193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重建。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1938年2月以后《风雨》周刊逐步成为河南省委机关刊物。“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民众、组织进步人士抗日”成为其重要使命，刊物内容开始主要集中于中共抗战策略的宣传及民众运动的指导。这一点在第15期以后的《风雨》周刊上有明显体现。在宣传中共政策方面，相继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和《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中共河南省委保卫河南宣言》等文章。在组织动员民众方面，朱理治的《回乡工作之基本任务》、林渊的《工人阶级为保卫祖国而战》、危拱之的《动员河南的妇女保卫家乡》等文章，对号召青年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团结工人阶级、妇女同志参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青年是民族的未来，“河南是否能保卫得住首先就要看河南最优越最有力而最富战斗性的抗战队伍——青年是否已经真正动员起来了”，因此《风雨》周刊建议高中以上学生回乡，协助地方政府承担社会训练的工作。在《风雨》周刊的呼吁下，还乡运动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河南省政府招收了1200多名学生去乡下训练壮丁组织民众，提出下乡以后的初步工作是了解地方情形，深入农村生活中去帮助农民，通过日常交流潜移默化地向农民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每遇重大节日，《风雨》还出版纪念专号，刊载专门文章以引起读者对重大事件的关注，以此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如第6期纪念鲁迅先生特辑、第19期国际反侵略专号和第20期地方救亡工作专号等。

　　除刊物内容外，从《风雨》周刊的作者群体构成，也可以看出党对杂志的影响力。《风雨》主要作者的基本情况如下：林渊（朱理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王阑西，中共河南省委文委书记；刘滋九（刘子久），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林淑英（危拱之），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吴祖贻，中共河南省工委学运书记；李迅（方天逸），河南新闻检查所副主任；姚雪垠，作家；徐述之，教师；范文澜，教师；张邵良，教师；郑若谷，教师；冯新宇，河南民国日报副总编辑；张了且，大公报记者。

　　正是在党的领导下，《风雨》周刊影响力越来越大，“发行的数量已超出一万五千份，超过了国民党两大报纸相加一起的发行数量，成了河南抗日救亡的舆论中心和指导群众运动的刊物了。”《风雨》周刊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舆论宣传阵地，而《风雨》周刊编辑部则是河南地下党的主要联络点，为地下党组织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所有由上海、平津到延安去，路过开封的文化界人士和流亡团体都是由《风雨》周刊编辑部主持接待和安排活动的。因此当时就有许多人说《风雨》周刊编辑部是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

　　三、游击战争的舆论阵地

　　在积极宣传中共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之外，《风雨》周刊还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大力宣传中共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思想，推动河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

　　1937年11月，根据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制订了发动十万武装，准备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为配合中共河南省委这一中心工作，《风雨》周刊刊登了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范文澜的《游击战术序》等文章，回答了中共中央关于游击战术的各种政策问题。同时，专门发表文章解释了在河南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及取胜的可行性。如第23期发表的《论平地游击战争》《展开北方的游击战》《怎样动员来保卫河南》等文章，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指出游击战争是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并以冀北平原发动游击战争的经验，回答了平原地带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认为：“河南地处平原，西部是岗峦起伏的山地，民间有自发组织的武装，本身就适合开展游击战争；河南东部及豫北、豫南部分地区，虽然没有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的高山峻岭，却有可供隐蔽的河流、沟坡、森林，开展游击战争也是极其有利的方面。”同时又指出“河南人口稠密，交通联络便利，易于机械化部队互相增援，规定了在游击战争中需要队伍短小精悍，战斗速战速决和及时破坏敌人交通设施等特点”。这些文章从思想上武装了河南的广大民众，增强了人们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为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强的群众基础。

　　随着《风雨》周刊发行量的增加（最多时达到1万多份）、发行范围的扩大（由河南扩大到徐州、南京、西安、武汉、北平等城市），中共的抗日主张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河南成为抗战前线后，很多青年意识到组织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已成当务之急，纷纷写信给《风雨》周刊编辑部，要求刊登介绍游击战知识和经验的文章。在此情况下，《风雨》周刊翻印了彭雪枫的《游击战术教程》，供民众学习。时任《风雨》周刊主编的范文澜，也把有关游击战争经验及游击战术等资料辑录成册，编辑成《游击战术》一书。这两本书出版后，很快在群众中掀起了学习游击战术的高潮。

　　中共河南省委也把《风雨》周刊作为动员、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武装保卫河南的主要舆论阵地。时任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在第20期发表《坚守黄河，保卫河南》的文章，指出河南救亡的中心工作，就是迅速组织起一批坚强的武装力量，方法就是“真正武装工人、农民与其他民众成立自卫队、义勇团、联庄会”。在省委的号召下，河南广大民众纷纷组织起各种形式的武装和游击训练班，各种民众武装组织达10万人之多，这些都为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强的群众基础。

　　《风雨》周刊虽然最初是河南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关头创办的文化刊物，且从创刊（1937年9月）到停刊（1938年5月）时间不足一年，但由于中共河南省委的支持与领导，充当了党的喉舌，广泛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为后来河南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动员工作，为团结民众参加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6月4日，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会议，对《风雨》周刊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省委出了《风雨》作省机关报，对全省的救亡工作，起了相当的领导作用。”（作者系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