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
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党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那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国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党的历史的发展,中国党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一阶段(指大革命时期,编者注)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的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第二个时期(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这个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1945年6月10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三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和国民党停战,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能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
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第四个时期(指解放战争时期,编者注),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七卷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